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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复苏必将面临重启改革

2016年05月30日 09:20    网站管理员024

  中国经济复苏必将面临重启改革

  这几年,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,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,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,现在全国都在做LED,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,要成为LED世界之都。但是,因为资源是稀缺的,给了这个企业资源,那个企业就拿不到。

  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
  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,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。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,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。

  目前,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,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,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。二十几个一千辆,就达不到有效规模,这个钱是白花了。

  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,成本就下来了,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?

 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、减少污染,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,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,但我们不是,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,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。

  按市场经济的做法,应该补贴需方,然后通过市场购买,哪家好买哪家的。

 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。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,因为家电下乡,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,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,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。

  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,老是说要政府掏钱,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,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?

 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(他们不敢公开说),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,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。

  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,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,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,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,但是大家见怪不怪,认为当然的,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!

 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,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,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。

  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,广东那边说,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,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,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。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。

  为啥老百姓挣的钱少?

 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,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?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。

  从投入方面看,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,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。结果在分配上,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,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。

  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,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,第二位是企业,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,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,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,向国有大企业倾斜。

 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,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,要提高效率,或者技术进步。具体来说,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、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。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。

 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,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,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。

  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,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,要普及义务教育。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,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,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。

 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,(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)当地政府说,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。现在第二代、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?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,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。

  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,本地人靠房子获利,儿子、孙子根本不用工作,也不学习,赌钱,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。

 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,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,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。这本来是件好事,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。这事很复杂,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。

 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,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。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%,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,到40%(5亿人左右)增长就很慢很慢,但人家还在增长,原因是什么呢?

 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,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,以我们的人数,1条就够了,算上战备,2条就够了,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,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。政府把市场分隔了。

 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,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,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,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,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,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。

  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。

  根本的问题在于,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。美国就一个商务部,商务部是管市场的,不管企业,我们不是,一直管到企业去了。不仅是商务部,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工信部都这样啊,因为有了权就有钱。

 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?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。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,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。

  现在问题又成堆,所以需要研究,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,然后梳理,根据轻重缓急、配套关系,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。

 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,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、路线图、时间表。

  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,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。

  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,但根据过去的经验,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,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,1991-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,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,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,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,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,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。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,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

  改革要打破党国大公司。

  我曾经说过,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“国家辛迪加”,其实所谓“国家辛迪加”问题,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,而是体制的问题。

  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。列宁把它叫“国家辛迪加”,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,叫做“党国大公司”。

  中国现在的发展,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。它的特点是:一方面有市场,另一方面,国家掌握着所有的“制高点”,“制高点”在中国的翻译叫“命脉”,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。

  经过几轮改革,到了上世纪末,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,特别是在本世纪初,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,比如“国进民退”,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,这要继续发展下去,就是权贵资本主义。

 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: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。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、二十几年了,问题愈演愈烈。

  从浅的方面来说,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、环境破坏;从更深层面说,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。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,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。

  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,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%了,而世界上超过100%的国家都很少。

  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,腐败愈演愈烈,现在已经深入骨髓。

 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,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,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。所以,最近一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。

  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。

  改革共识已经形成,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,必须重启改革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、十二届三中全会、十四届三中全会、十五届四中全会,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,如果加上“十六大”,那还有政治上的,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。所以,市场化的经济改革,法治化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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